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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所以发出这种感慨,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在巴黎的大街上游荡。
亲至其境,我对于巴黎的偏见有了一些改观。
高大古典的欧式建筑对于国人来说几乎等于华丽的代名词,浓浓的异国风情使城市看上去颇为赏心悦目。
比起纽约,巴黎多了一丝悠闲,少了一些随意,可能正是这种有点“端着”
的感觉,让这里比起可以在其中生活的城市,更像电影里的某种场景,是个适合发生爱情的地方。
当然这与我们无关,我们此行的目的认真说起来根源也出自于“感情”
,但却远比一个浪漫的故事要复杂和惊心动魄得多。
由于布莱恩的警告,我们踏上欧洲的一刻便拿出十二万分的小心。
虽然不知道他口中欧洲密党们“组织严密”
到什么地步,但从新奥尔良的遭遇看,我想不是我和亚当惹得起的。
离开美国后,亚当日益变得沉默顺从,而且时常用忧伤的眼神看我。
他从前总是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,现在却不再多问;李斯特的事也好像忘了一样不再提起。
对亚当的变化我觉得很难过,却又只能无可奈何地装作不知道,同时尽力默默安抚。
但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,最大的问题是亚当的出身。
从布莱恩那里我才了解到,原来组织最严密的血族,每一个分支血脉都是及其分明的,就好像我们中国的族谱一样有据可查。
对密党来说,所有不符合戒律的血族都不被承认,而且他们奉行铁血原则,一有发现定会清除干净。
这就是说亚当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我们在欧洲自然不可能像在纽约那样,通过寻找和接触其他血族来掌握李斯特的行踪,甚至要小心地隐藏起来不被人发现,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密党成员。
好在此时进入冬季,我和亚当带着帽子,把帽檐拉低,再围上围巾,缩在大衣中假装是个畏惧寒冷的旅客,倒也没惹来麻烦。
唯一的问题在于,这样下去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进展。
到巴黎已经很多天了,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在大街上游荡,偶尔小心翼翼地吃个晚饭,剩下的就是像傻瓜一样寄希望于街头偶遇。
这概率大概比中彩票头奖还要小得多,何况是在对方有意躲着我的情况下。
走投无路时,我想起布莱恩告诉我的话。
那是我在新奥尔良,请他帮我联系电台向李斯特“告白”
的时候。
记得布莱恩听了我的要求沉默了好一阵,疑惑的问我:“苏,你为什么不试着呼唤他,而要用这么麻烦地方法?还是说有什么特殊意义?”
我那时含糊带过,布莱恩也没有深究,只是告诉我,血族间有个很好用的能力,可以称为“感应”
,尤其是在有血缘关系的父辈与子辈之间。
其实我隐约知道这事。
李斯特向我提到过他可以感知我内心的想法,在我初拥不久的那段日子里,我还很为这个苦恼了一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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