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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掉了5000元的无息贷款,段航夫妇一身轻松,杨锐也是一身轻松。
虽然感觉上有点浪费——这些钱要是全部买了猴票,能买700版,放到30年后,价值一个亿。
不过,要借钱赚这一个亿,心理压力是很重的,相反,先还掉5000元,杨锐再说怎么处理剩下的6000元的时候,大家的想法才会趋于理性,这比一次就借6000元还轻松。
一切处理妥当,杨锐方才返回学校,然后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似的,继续他的教学计划。
王国华和曹宝明想要炫耀,都被杨锐给制止了。
于是,学校里虽然有了关于《新概念英语》卖的怎么样的猜测,但因为当事人不说话,猜测还仅止于猜测。
当日投反对票的学生有后悔的,有不相信的,也有漠不关心的。
杨锐都不理他们,先将耽搁的教学训练给补了起来。
作为补习老师,杨锐对于自习时间抓的很紧,每个锐学组学员,每天都要完成一定量的题目,基本上是油印多少题,就要做多少题出来,错题更是反复练习,即使没到题海战术的程度,也是在逐渐靠拢的。
如今的锐学组内成员通常有两种学习方向,一种是确定了某几门是弱项的,就采用诸如背题之类的保本技巧,尽量提高平均分,另一个方向是觉得某几门有潜力,于是采取分类练习配以题海战的手段,尝试拔高。
这些都是后世补习学校用烂了的技巧,但在80年代还是非常管用的。
实际上,以应试为目标的学习,就应该像是黄冈衡水一类的学校,用灭绝人性的纪律,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它。
因为应试本身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,说要招收23万名学生,多一个也不行,哪怕学的再好,奋斗的再刻苦,但只要全国有23万名学生的分数更高,那所有的学习和奋斗都显的缺乏意义。
对于年龄尚小,心理承受能力差的青少年来说,这种制度不仅容易令其痛苦,而且与他们多年来接受的认知相冲突。
什么勤能补拙,什么付出了就有回报,什么坚持就是胜利,在高考的白色笼罩下,统统都没有用。
尤其是80年代的高考,从小学开始,一批批的孩子辍学,一批批的孩子放弃,到了高中,仍然要想尽办法从五六百万,七八百万名的学生中脱颖而出,成为二三十万名幸运儿中的一员,继而获得深造和改变命运的机会——这已经不是勤奋的事了。
在这个时代,每一个学生都足够勤奋。
所以,学生们除了勤奋,还必须拿出比别人强的地方,才能把握住一次机会。
更聪明的头脑?更健康的身体?更高的学习效率?更好的应试指导?更明智的选择?更好的运气……或者,更厉害的爹娘?
西堡中学没有奇才,也没有能睡着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,事实上,这里连一名敢说考入大专的学生都没有。
既然如此,也就只有两个选择,要么屈服于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应试教育,进而成为体制认可的一员,要么就理所当然的拒绝应试教育,站在体制外的边缘自讨生路。
在大学没有扩招的年代里,这两个选择之间是没有中间路线的。
中学的校长们也明白这一点,所以学校都围绕着高考的指挥棒在打转,分快慢班,将最好的老师配备给最好的学生,让整个学校的资源为毕业班而服务……
在一个学校最多只有几名学生能考得上大学的年代里,任何一名为学生好的校长,都会做出如此选择。
而被排除在快班以外的学生,也就等于断绝了高考之路。
他们或者明年继续再考,或者就此放弃。
不过,要是问他们是否值得,十有八九都会点头。
最起码,高考给予了学生们,尤其是出身底层的学生们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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