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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纳次日一早就往玻璃工艺品店打了电话,详细讲了安德烈的行踪,化名,酒店房间号码,完全略去河边的对峙和录音的部分。
科里亚似乎并不知道“金色鹈鹕”
里的事,也许是装的,又或者大鹈鹕当晚收了别人的钱。
克格勃很快就行动了,早上十点刚过,一个乔装成清洁工的波兰女人敲响了“卡尔·费尔森”
先生下榻的客房,她抱着一叠洗好烘干的蓬松毛巾,毛巾下面藏着一把半自动手枪。
敲门三次得不到应答之后,伪装的清洁女工从围裙里掏出皮质工具包,撬了锁。
窗户开着,这是她留意到的第一件事,窗帘在早晨清冽的冷风里飘动。
床单整整齐齐,没有睡过的痕迹,床底下也没有东西。
她放下毛巾,依次检查了衣柜、床头柜和浴室,什么都没有发现。
床头柜有挪动过的痕迹,她摸了摸背面,手指触到了一小截黏糊糊的胶带。
她撕掉胶带,没有多想。
牧羊人就像来时一样迅速地走了。
不难推断他已经在飞往伦敦的途中,很可能又换了一本护照。
再过几个小时,录音带就会安全送到军情六处,由苏联司辛劳的姑娘们转录和校对,打出一份整齐的文本。
这些文本接下来会被撕成小片,像面包屑一样喂给相关的使领馆或者情报站。
往后一年里,将会有好几个外交官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被召回,每一次调动之间都相隔三四个月。
不能一下子堵住克格勃所有的耳朵,必须让他们慢慢、慢慢地变聋,把责任归咎给坏运气,而不是军情六处。
霍恩斯比委婉地拒绝了安德烈的要求,行动处处长一次都没有说“不”
,然而每次当安德烈提起麻雀,他都让下属“给我几天时间”
,“略微等一等”
,“不是不可能,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”
,“要是下个月局势稳定,说不定有机会”
。
可那是1961年,柏林的“局势”
只有糟糕和更糟。
不管人们刚开始对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抱有什么期望,现在看来他就和前任一样,对柏林危机束手无策,甚至——一些报纸尖锐地指出——加速了失控。
东柏林像一只正在流血的动物,一边哀嚎,一边撕扯伤口,于是流失更多的血。
什么人都在往西边逃,以前是医生、工程师、作家和律师,现在是理发师、二手书商人、售货员和六十多岁的老夫妇。
一度传出了军队正在囤积建筑物料的流言,一堵墙要建起来了!
人们惶恐地低语,分割东西柏林的墙!
党书记乌布利希不得不用他那怪异的尖细声音[3]澄清:没有这回事,“没有人想建一堵墙”
。
如果说这句话有什么效果的话,那就是让人更害怕了。
到了六月,维也纳峰会前夕,我们一度以为,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来了。
我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已经永久被战争改变了,停火十六年,我还依旧觉得战争随时会重新开始,汉斯又该抓起他的国防军制服,戍守毫无意义的炮台。
有时候我甚至希望最坏情况快点发生,你明白吗?要是你花了很长时间惧怕某种东西,到最后你会祈祷它赶紧到来,一次过结束这种令人痛苦的不确定性。
安德烈最后一次去见霍恩斯比是在6月2日,维也纳峰会前两天,再次得到了模棱两可的答案,“等峰会结束再说”
。
安德烈不打算等下去了,他去了一趟车站,取走了寄存在储物柜里的手提箱,这个手提箱在柜子里躺了好几个月,已经累积了一小笔高于平均值的租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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