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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至少,斯塔西和克格勃一样守信,装着钞票的信封不定期出现在信箱或者门缝里,有时候是星期一,有时候是星期天,莱纳始终没见过送信人。
一千东德马克,差不多是当时平均工资的两倍。
都是皱巴巴的、小面额的旧钞票,除非你打算追回这笔钱,否则不要给线人簇新的大面额纸钞,还不如直接往他们脑袋上贴一个火红的标靶。
圣诞假期过后,新年之前,莱纳·沃格尔总算得到了等待已久的信号,可以移动到下一个场景了。
奥林匹克体育馆,军情六处的柏林堡垒,准确来说只有楼上是堡垒,楼下由好几个没有隔断的大办公室组成,翻译、打字员和发报员都在里面默默耕耘英国式官僚主义的贫瘠农田。
安德烈把他放到一楼,离档案室最远的地方。
这让斯塔西很高兴,那是个没有摄像头的时代,记得吗?莱纳完全可以从别人桌子上偷文件而又不被发现。
军情六处也很高兴,因为他们终于得到了向东德倾倒虚假情报的便捷途径。
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莱纳先送去一点“金砂”
,让斯塔西吃到甜头,后面就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垃圾了。
我们还因此在汉堡抓到了两个苏联线人,都是码头装卸工,斯塔西得到的假情报说,美国货船会秘密运来一批武器,转告克格勃,后者派人藏在仓库里等候。
实际上根本没有船进港,那两个工人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凌晨出现在那里,当然被捕了,飞快地供出了他们的克格勃接头人,西德情报处还没天亮就抓到了那个人。
斯塔西指责克格勃行事疏忽,克格勃指责它的东德表弟提供错误信息,科里亚和“赫尔曼先生”
见了一次面,互相说了些难听的话,不欢而散,后者又离开柏林的寓所,回到那间地点不明的农舍去休养,一度传出病重的流言,为了驱散传言,“赫尔曼”
又匆匆回到市区,躲进上了锁的办公室,在里面过了新年。
科里亚在莫斯科,安德烈昨天返回伦敦,两周后才会回来。
莱纳独自在利滕贝格的公寓里迎接1955年,喝了半瓶红酒,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,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在他的梦里,安德烈开门进来,脱掉外套和上衣,挤到沙发上,轻轻拍莱纳的脸颊,手指冰凉。
莱纳睁开眼睛,客厅的灯还亮着,电台已经沉寂下去,只剩下静电噪音。
外面下起了雪,充当毯子的外套滑到地上,右手臂因为寒冷和血流不畅,快要失去知觉了。
男孩吃力地起来,步履沉重地回到卧室去,安德烈的领带挂在书架上,他把这件纪念品握在手里,关上灯,摸黑爬到床上,去寻找另一种梦境。
第十六章
到头来我们手上就只剩下这些……剩下梦境。
蜂蜜一般的,苦艾酒一般的,长着毒刺的,平凡无奇的,畸形的,热的,冷的,自我满足的。
它们干扰记忆……不是篡改,干扰,就像给你的眼睛安上一块透镜,虽然河流还是河流,天空还是天空,但是颜色和形状变了,丢失原来的轮廓。
我对安德烈的描述真的准确吗?我能不偏不倚地讲莱纳的故事吗?可是,谁又能做到呢?我们从来都没法真正了解一个人,所有人都只能是陌生人,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。
再让我喝一杯酒好吗?就一杯。
我知道医生怎么说,等你老了,你的医生也会禁止这个,禁止那个,别听他们的。
我年轻的时候喝得不多,现在只不过是补上那些错过的份额而已。
我以前是个异类,竟然不用酒精也可以运转,大概从四十岁开始就不行了。
把威士忌拿出来,要好的那瓶,你送我的那瓶。
你原本期待听到爱情故事吗?人们总是期待爱情故事的,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讲的故事。
但我们要怎么定义“爱”
?是亲吻和性吗?还是短暂占据大脑的调皮化合物?婚姻?写进遗嘱里的名字?我所听过的爱情故事,充满了说不出的话,寄不出的信,在黑暗中才敢牵起的手,永别前的最后一眼。
我是悲观主义者吗?我想不是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是经验主义者。
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爱过任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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