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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年的柏林,情报既值钱,又不值钱。
满街都是,字面意义上的。
墙再过九年才会建起来,轻轨和地铁连通东西柏林,谁都能在四个占领区之间轻松往来。
咖啡厅里挤满了兜售小道消息的可疑家伙,只要付钱,他们就是英国的可靠密探,要是克格勃宣布加价,他们马上变成苏维埃的忠实盟友,他们也乐意为法国、波兰、意大利和东德服务,取决于今天打开钱包的是谁。
这些人卖的多数是垃圾,有时候外勤们急于凑数,会买些真假不明的闲言碎语来应付上级。
安德烈就在这种地方狩猎,固定在两个地点撒网,一个是开在美苏占领区边界的“科隆”
咖啡店,另一个是法国占领区深处的“麻雀”
咖啡店。
他对待价而沽的小道消息不感兴趣,他想要的是人,向来都是。
其他阵营的情报官显然也有同样的主意。
“科隆”
咖啡店是英国、美国和法国间谍的传统领地。
安德烈的苏联同行更偏爱“麻雀”
咖啡店,通常是一个人来,坐在靠近厨房门的那张仿三十年代剧场招贴画下面看报纸。
这个俄罗斯人表面上在东柏林经营一家玻璃工艺品店,实际上是克格勃的常驻特工,工作名是“科里亚”
,军情六处给他的绰号是“水晶”
,三十三岁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,1949年来的柏林,在这里躲过了斯大林时代最后的风暴。
这位“科里亚”
未婚,喜欢长跑,不抽烟,但是喝酒,曾经和一个捷克姑娘同居,不过在莫斯科中心的干预下分手了。
安德烈知道这一切,完全得益于军情六处柏林站整理的档案和监视报告,可以肯定克格勃也专门为安德烈单独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文件夹,塞满用长焦镜头偷拍的照片和枯燥的监视记录,“目标早上8时进入面包店,8时07分走出上述面包店”
,“目标常于周二17:00-19:00时出现在斯皮特马克地铁站附近”
,诸如此类。
“水晶”
和安德烈几乎从未交谈,每次见面都非常礼貌,点头,微笑,轮流为对方的咖啡付账,好像一对曾经亲密、却因为多年积怨而再不来往的朋友。
在柏林这么拥挤的地方,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友好共存的关系,免得擦出火花,引燃堆积在舞台下面的炸药。
安德烈等的人来了,一个戴贝雷帽的高个子,穿着一件毛呢外套,剪裁精致,但已经很旧了,手肘处有块补丁,尽力选了最接近原本颜色的布料,但还是很突兀。
这个男人并没有走进咖啡店,而是在落地窗外路过,站了两三分钟,抽完了一支烟,到路对面的报摊去买了一份《新德国》,走了。
这是可以见面的信号。
安德烈等了五分钟,结账离开,科里亚坐在原处没动,目光一直粘在他背上。
有人在跟踪他,当然有了,安德烈在柏林永远都有尾巴,这无所谓,在路上就能甩掉。
戴贝雷帽的人大步走进地铁站,安德烈走向轻轨。
他们会在火车总站见面,要是苏联人还跟着,那就下来,步行到波茨坦广场。
如果戴贝雷帽的人手上的报纸不见了,这意味着他认为情况过于危险,会面取消。
两人夹在稀疏的旅客里,前后走出火车站,戴贝雷帽的男人腋下仍然夹着卷起的报纸,匆匆走向河岸,消失不见。
安德烈慢慢穿过车站前的广场,那里空旷荒芜,零零碎碎散落着用途不明的壕沟和草率补上的弹坑,水泥已经开裂凹陷,中间有一汪肮脏的积水,湿漉漉的车辙在泥里互相交错。
七年前,盟军的B-17轰炸机曾经从这里飞过,掷下燃烧弹。
安德烈抬起头,双手插在口袋里,盯着灰蒙蒙的天空看,直到路过的人们不停投来疑惑的目光,才继续往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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