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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1月至1959年9月,刊名为文艺月报。
1959年10月至1963年12月,改称上沪文学。
1964年1月至1966年5月,与收获杂志合并,刊名为收获。
后来上沪文艺一直有着‘小收获’之称。
所以,收获和上沪文学是属于同根并蒂,缘分深厚。
1977年10月,上沪文学在沪上老牌文学刊物中率先复刊,主编仍是那位巴老爷子。
彼时那十年的影响尚未肃清,上沪文学的编辑们认为旧的刊名仍然存在风险,反复讨论后定刊名为上沪文艺。
其复刊号上的发刊词称:“鼓励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,提倡艺术上不同见解的自由争论。
我们首先要求作者创作出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来。”
所以上沪文艺对于文学作品的宽容度还是很高的。
季宇宁记得,前世在1979年1月,上沪文艺又改回原名上沪文学,后来就一直沿用下去,直到季宇宁穿越的时候,也没有再改名。
就在季宇宁还在想着为上沪文艺投稿哪一篇小说的时候,上午的第2个电话又来了。
这次的电话是本市来的电话,是京城文艺打来的电话。
对方同样也是个上岁数的女同志,自称是京城文艺小说组的组长,叫周艳茹。
她来电话的目的同样也是约稿。
她说季宇宁投给京城文艺的两篇散文已经过稿被采用。
这两篇散文主要写的是季宇宁在插队中的生活,她认为写的非常有特点,非常出色。
她希望季宇宁能够继续为京城文艺投稿,另外她还有一个想法,京城文艺准备搞一个知青生活的专刊,希望季宇宁能为这个专刊继续写一些关于知青生活的散文或者小说。
所以她觉得季宇宁最好近期能够来编辑部一趟,大家面谈一下。
季宇宁想了想,当即就答应下来。
他下午有时间,他和周组长约好,今天下午就过去。
在他的眼中,京城的文学刊物中,京城文艺是仅次于人民文学的一家杂志社,它和人民文学的关系也有点像上沪文艺和收获的关系,而京城文艺的地位,似乎还要高于上沪文艺,毕竟京城文艺可是在京城的。
在家吃完午饭,他就骑车出门了。
京城文艺是在西长安街7号,电报大楼的后边,就是京城文化局大院里。
季宇宁顺着长安街一直骑到文化局大院,然后按照周组长电话里的指点,找到院里东侧的一个孤零零的小楼,这个楼看起来很有年代感,据说是以前40年代日军驻北平广播电台的所在地。
进入小楼,顿觉逼仄,而且楼里面光线很差,黑不隆冬的。
三拐四转,终于找到了京城文艺的编辑部。
他见到的京城文艺第1个工作人员是一位身量挺高的女同志,20多岁,可能比他还大上几岁。
这位女同志自称叫章德宁,就是季宇宁那两篇文章的责任编辑。
她自然知道季宇宁要来,很热情的请他稍坐一会儿,说周组长那里正好有一位投稿的作者正在谈事情。
又聊了几句,章德宁拿出季宇宁那两篇文章的稿酬单。
季宇宁接过来一看,脸色顿时不虞。
稿酬单上的数字应该是改过的,改之前的数字是按照稿酬标准千字4元计算的,而改动之后的数字是按照千字5元计算的。
这个稿酬标准实在是有些低了,低于季宇宁的预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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