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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不喜欢这篇文章?”
李乐笑了笑,反问道,“作者介绍自己在国内读的社会学专业,然后去的丑国读的所谓的发展社会学,可要是您,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,您会收他做学生么?”
“大概率不会。”
惠庆摇摇头,“所以,你用矫情而荒谬,庸俗经验主义的报告文学来对这篇文章下的结论?”
“是,这大几万字,如果当做学术论文还是算了吧。”
“对于下层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作为田野调查的案例,仅仅呈现是不够的,如果对于听到的故事和自己的介入没有反思,写出来就容易沦为专场故事会和呼唤明君。
但是,我觉得,作者其实未必不自觉,字里行间,对集体的排斥还有对个人进步的推崇其实已经很明显了。”
“还有呢?”
惠庆继续道。
“这文章若是当学术论文,那只能说明作者的学术训练是不够的,甚至没有研究题目和访谈结构。”
李乐回道。
“然后从访谈材料中提炼出很多小组合拼成大组合。
无预设和拼图带来的后果只是依靠经验材料的零碎、难以集中。
讲子女教育,讲性别意识和婚姻问题种种,蜻蜓点水一般带过,也没有试图在提炼出的这些小组合和文章主题间建立一些关联。”
“对于农村部分的讨论,虽然说到了,土地抛荒,农业凋敝,留守儿童,但是最让我感到反感的,是宣称农村回不去了?这是一种带有隐晦的无端指责。”
“文章止于对某些老板的控诉,事实上,走的是通过诉苦取得道德优势的策略。
“看似说所谓的‘新工人阶层’,其实还是讲的是农村问题,和城市并没有多大关联。
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,就没有城市这群庞大的所谓的新工人。
看到农民工生活生存的艰难了,但不是回头去深究背后的原因,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,而是通过命名一个新名词,想把问题解决掉。
农村经济和农村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前途。
但这句话背后含义,在于我们需要想象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文化生活社会组织模式。”
惠庆听完,想了想了,点点手中的几张纸,“如果,你来做这个题目呢?”
李乐砸吧砸吧嘴,“我现在能想到的,就是三个方面。”
“第一,慎用理论名词。
用多了会造成困扰。
就像这书里提到的什么主体意识、臆化,等等。
有些名词其实就是越轨社会学理论的词语转换了一下语调,除了带有某种低级的胡编乱造,没什么积极意义。”
“第二,还是要回到田野调查。
调查尽可能专题化。
因为那种公众一无所知、需要做全景式描述的群体,并不是很多。
就如在劝学生用功上进的时候说‘你要不好好学习将来就会变成你妈那样’的劳动价值观的培养,农民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标的过程,这些就已经是很有价值。”
“第三,就是重视定量和扎实的数据。
社会组织做调查,虽然往往偏重定性的调查方法,让研究对象主动站出来说话,要写这些人是怎么想的,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些人的观念。
但专业的、有技巧的调查报告,则不是单靠访谈材料的拼凑,而是要把这些人的想法以及想法形成的过程,放置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群关系当中。
定量的数据和一些材料,像地方的政策、产业结构、经济发展状况,能够帮助决策者更好地理解调查群体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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