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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分配到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站,担任农经助理的助手,职务是农经办事员。
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“甄会计”
。
农经会计属于国家行政编制,在业务上接受县委农村工作部的指导,包括人事调动权、业务培训等都归属于县委农工部,而在行政管理上则隶属于所在单位党委、政府。
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,对这些复杂的关系和问题就像面对一团乱麻,并不十分清楚。
我只知道我的直接上司是农经助理胡得志,我的主要工作任务都由他安排布置,我就像一颗螺丝钉,只需要按照他的指示转动就好,很少接受其他人布置的工作任务,包括党委革委领导核心成员在内。
他们有什么工作任务,都是先安排给农经助理胡得志,再由他来分配给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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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经营管理,这是农村逐步改革以后新兴起来的业务管理内容。
在此之前,它被称为农村会计辅导员,主要的任务是指导农村大队、生产队会计的会计业务,进行经济核算,实行财务管理,审批午季年终两次分配方案,定期进行财务清理,也就是俗称的“查账”
。
建国以后一直到80年代初这段漫长的时间里,一个公社只有一人负责这项工作,那就是农经助理。
随着农村的发展,经营管理被纳入主要工作范畴后,工作量和业务量就像潮水一般不断增大,各公社又相继成立了农业经营管理服务站,简称农经站,被定为行政事业单位。
一般来说,站长都由农经助理兼任。
我到河汊任职后,上级和公社领导只是简单地交待了一句话:“负责农村经营管理。”
具体的工作内容却没有详细说明。
不过我也没太在意,反正有农经助理安排我做具体的事,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太多,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好。
1981年的农村,就像一艘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船,正处在变革、改革的初期,或是农村改革、变革的关键时期。
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1978年底就在全国率先实行分田到户,这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,激起了千层浪。
而我们河汊公社的所有大队、生产队却仍在观望、徘徊,像一群胆小的候鸟,不敢轻易尝试新的飞行路线。
1980年中央就已经下达了75号文件,这个文件就像一盏明灯,为农村实行改革指明了方向。
然而,这盏明灯并没有照亮所有的角落,文件只作了方向性原则性的规定,并没有明确要求或制定具体的改革形式。
文件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原则,就像一阵春风,鼓励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创造性、积极性,充分肯定了国内目前已形成的改革形势,告诉大家只要能解放生产力,发展生产力,提高农业生产效率,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,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水平,任何形式都可以试,可以闯,切忌搞一刀切。
农业经营管理部门及公社农经站,本应在这场变革中,像英勇的战士一样,身处第一线,发挥出最大的作用。
这里应该是最有用武之地的地方,是最有调查条件、最有发言权的部门。
可是,当时的河汊农经部门,却像是沉睡的巨人,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无论是胡得志还是我本人,在这个过程中,都像是迷失了方向的船只,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,而是放任农民群众自行摸索前行。
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迷茫,也有环境带来的束缚。
当时的环境就像一团迷雾,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,所以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。
在经历了定额计酬、小段包工、指标承包、联产计酬这个渐进过程以后,河汊公社谷庄大队部分生产队社员提出了实行大包干、实行分田到户的要求,这一要求就像一颗重磅炸弹,在全公社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希望,有人却担心这会带来未知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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